检察法律监督模型构建及优化
陈治 陈宇生
摘要：在大数据时代的语境下，数字赋能法律监督不仅是现代化检察工作重塑性变革的必经之路，更是为了顺应数字司法改革的新发展要求。检察法律监督模型应用存在数据质量与预期相差较大、数字模型人机耦合度不高、技术和资金屏障问题突出、数据使用和储存存在潜在风险等问题。应当立足检察工作实际，聚焦堵点，纵深推进跨部门协作与数据共享，打造“专业化+数字化”的高素质数字检察队伍，加强统筹数字法律监督模型专项资金，强化数据安全风险防范，进一步促进法律监督工作更加精准化、常态化、智能化。
关键词： 法律监督 数字技术 检察监督模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在数字时代，数字化、区块链、AI智能等技术融入进无数行业和领域，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检察监督工作，成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重要课题。数字检察工作模式顺应时代之变，突破部门限制，强化业务数据相互贯通、整体联动、一体推进，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扫清传统法治监督体系的灰色地带，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贵州省安顺市检察机关以“大数据”为契机，在数字检察工作推进过程中，从个案的偶发到类案线索的发现，推进法律监督办案人员理念转变、算法规则建立、模型建构，在实践中已取得初步的成效。诚然，数字时代的变革并不是简单地将大数据技术和检察监督有效融合，在数字技术与监督要素进行融合的同时，数字规则与监督要素之间的堵点依然存在。本文立足安顺检察法律监督模型应用实际，通过全面调研，剖析掣肘检察法律监督模型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探究和完善检察法律监督模型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数字检察工作的推进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一、检察法鲁监督模型的安顺探索与实践
安顺市县（区）两级检察机关主动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把数字法律监督作为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来抓，通过建章立制，明确工作职责，细化贯彻落实数字检察方案，以此加快推进数字检察建设，为以“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安顺市法律监督提质增效提供了思路。法律监督模式的“重塑性”变革使得法律监督碎片化、形式化向实质化、系统化转变，安顺检察机关借助“数字”之力赋能法律监督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一是基于人工智能在案件分析、信息阀值筛选、数据处理等应用；二是以云计算为主的智能案件分析及云端可视化职能平台的应用。目前安顺市检察机关6个县区院已有5个运行比较成熟的法律监督模型在全国推广和运用，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安顺市实际运行的法律监督模型主要聚焦于诉讼执行、公益诉讼、社会治理、行政监督等领域，其模型运行机理特征如下：
1.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强制措施监管及强制措施不规范情形监督。譬如平坝区人民检察院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自主研发 “安检云”数字监管系统对非羁押人员进行监管，通过“手机APP端+电脑PC端”结合，对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线上监督，在系统内可实现在线传唤、自动告警、违规提醒、不定时抽检等多重功能。“安检云”的投入使用，实现对被监督人员实时管控、线上监督，实现数智辅助办案，有效破解了非羁押犯罪嫌疑人“监管乏力”难题，变松散管理为集中监督、变被动获取为主动报告，有效降低监管成本，提升诉讼效率。 []
2.基于个案的偶发推动行业治理，进而实现检察职能向社会治理职能延伸。例如西秀区人民检察院研发的“城市水资源保护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筛选比对发现非法排放污水、非法改变用水性质、非法取水、水资源费欠缴类案监督线索几千余条，成功办理一批涉及城市水资源环境社会治理、类案监督的公益诉讼案件，推动市级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确定全市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时间起点、征收标准、征收方式等，并在全市下发《关于征收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有关事宜的通知》，实现了全市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征收从无到有的目标。
3.善用大数据平台优势缩小行政监督盲区。由于各个行政机关职能范围不同，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业务、信息壁垒，如何解决“信息和业务壁垒”的困境，成为检察法律监督模型首要解决的问题。譬如关岭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为拓宽检察机关行政非诉执行监督领域，研发“行刑反向衔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模型”，通过设置阀值，运用数据碰撞比对获取行政机关落实检察意见实际情况，实现对检察意见的跟进监督，同时对已作出罚没类处罚的行政处罚案件是否缴纳执行到位给予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二、检察法律监督模型运行现状
（一）数据质量与预期相差较大
检察法律监督模型运行的效果取决于数据资源池里的数据与监督要素的关联度、匹配度。实践中，法律监督模型的建立预期与实际获取的数据质量存在较大偏差，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据关联度较低，面对海量行政执法数据以及其他数据，无法精准筛选出关联度高的监督数据要素，例如平坝区检察机关养老金发放法律监督模型，检察院采集数据1000万余条，筛查40余条高质量线索，仅占万分之四；二是业务壁垒的存在。由于各自单位的职能属性不同，对各自数据的密级有所不同；再者各职能部门开展的业务条块有所不同，收集的数据格式、数据要素点等都会存在差异，也会导致数据关联度较低。
（二）监督模型人机耦合度不高
在监督模型的研发和应用上，检察业务人员对数字技术的敏感性及素养直接影响法律监督工作的成效。检察法律监督模型仅仅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一种工具，并不能主动进行数据融合、碰撞、分析、比对，需要检察办案人员借助检察法律监督模型算法规则，将数据资源池里面数据进行有效融合，常态化开展违法线索摸排、数据碰撞、比对工作。诚然，从目前安顺市的实践来看，大部分基层检察人员缺乏借助数字技术提炼监督规则、收集和分析数据的专业能力，也缺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的能力，进而导致法律监督模型的人机耦合度不高，尚未真正实现检察业务与数字技术的高质量融合。
（三）技术屏障和资金短缺困境难以破除
数字模型的建设不仅涉及平台研发、智能算法、平台对接等专业性知识，还需要参与平台建设的人员具备法律监督相关知识，以及模型建构完成后的运营、管理和维护。[]从检察实践来看，在构建和运行检察法律监督模型过程中，普遍县（区）院反映存在数字技术屏障和资金短缺的困境。一方面，检察法律监督模型的构建，不仅涉及模型研发、算法规则与监督要素如何融合的问题，还涉及数据智能化处理等问题，在实践中部分基层检察机关缺乏数字型人才，并不具备自主研发和运行模型的能力。另一方面，不管从市级检察院还是县级检察院，均未对检察法律监督模型项目确定专项资金，没有充足资金保障法律监督模型的研发和运行。
（四）数据使用和存储存在潜在风险
鉴于各单位的职能属性有所不同，各单位统计的数据涵盖公民信息、单位信息、企业信息以及公共信息等多元化信息要素，其中可能涉及国家秘密、案件信息、个人隐私等，当各部门统计和收集的海量数据汇集到检察机关时，如果数据的使用和储存没有建立明确的保密机制，数据的安全性难以保障。在实践中，法律监督模型通常是以电脑为载体，对电脑载体并未设置加密系统或者防火墙系统，也未构建数据安全保护的相关工作机制，再者检察机关从行政机关获取相应数据时通常以U盘或者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获取，也并未制定严格的程序或者机制予以规避数据泄露的风险。
三、检察法律监督模型之优化
（一）纵深推进跨部门协作与数据共享
跨部门协同办案、执法司法大数据共享是检察机关深化一体化建设，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为有效破除部门协作难、数据共享难、数据关联度低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辖区范围，以联席会议的方式，促进各职能部门进一步凝聚共识，统一思想，在思想层面优先打通信息共享通道。二是建立数字办案协作共享平台。以检察机关为牵头单位，联合法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搭建数据办案平台，由各成员单位将案件的立、审结情况上传数据办案平台，各成员单位可以利用办案平台相互推送、共享、读取相关案件信息，提前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当然，检察机关亦可以依托数据办案平台，对相关职能部门办理的案件情况开展有效监督。三是依托数据办案平台，统一各部门立、审结案件数据统计格式，以此解决数据关联度低、质量不高的问题。
（二）打造“专业化+数字化”的高素质数字检察队伍
数字法律监督工作领域宽、专业性强，亟需打造“专业化+数字化”的法律监督人才队伍，应对新时代的数字检察工作的需求。检察机关应当常态化开展数字专业化技能培训。数字检察的变革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市级检察院应注重统筹管才，着力培养讲政治、精业务、懂数字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常态化开展市域内数字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各大基层办案人员的数字技能水平，最大程度释放人才效能。
（三）探索解决技术及资金短缺难题
为有效解决技术难题和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依托市级检察机关搭建数字模型研发平台，引进或者培养专业化数字研发团队，为基层检察机关提供技术研发、技术维护等服务。市县（区）两级检察机关亦可以与数字技术公司合作，通过购买数字服务的方式研发数字法律监督模型。另一方面市县（区）两级检察机关进一步统筹检察法律监督工作，成立专项资金，彻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四）加强数据安全风险防范
一方面强化数据安全意识。鉴于在实务中，检察法律监督模型通常是以外网电脑或者工作网电脑作为应用载体，检察办案人员缺乏对共享数据安全性的思考。应当强化检察人员的数据安全意识，杜绝数据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建立数据安全防范机制。一是接触到模型数据的业务人员，需要签署保密承诺书，承诺书对泄密的相关责任予以详细规定。二是严格要求检察法律监督模型应当在内网或者工作网上运行，在进行数据共享或者传输时应当以光盘为媒介。三是需要各机关进行数据共享时，需要检察长或者分管领导同意，对共享数据的用途进行核查，严格落实审批程序，避免数据泄露。
